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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一扶
【三支一扶】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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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试题
[解析题]给定资料: 乡镇文化站一直是农村文化的主体,然而,由于投入不足、体制机制不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已是风雨飘摇。调查显示,H省1180个乡镇文化站中,真正能较好发挥作用的已不到三分之一,半数以上基本丧失功能。有的乡镇文化站甚至一年都不开展一项活动.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这些文化站大多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建设,至今设施已破旧不堪,有的已成危房。尤其是近年来,被随意处置,挤占,挪用、变卖的现象比较普遍,不少业务用房用于租赁经营,全省有站无舍的文化站达164个。由于当年在建设中达标升级,竞相攀比,一些文化站还连本带利,欠下大笔债务,难以化解。Y市九个乡镇文化站中,仅一个没有负债,其中,Z镇文化站负债达200多万元。 近几年来,受财力限制,中央关于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的1%的规定难以落实,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文化经费成为首当其冲的削减对象,文化站处境更加艰难。 由于待遇过低,文化站工作人员人心浮动,人才大量外流。据调查,N县十个镇文化站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45名文化专干现已流失23人,一批曾受部、厅表彰的先进文化工作者陆续外出打工。与此同时,文化专干不专的现象也日益突出,有的文化站长被随意抽调包村驻点,大部分时间从事催粮派款、计划生育等工作,无暇顾及自身职能的履行,文化站功能基本丧失。X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明贵认为,文化站的现状是“阵地犹在,但‘名存实亡’”。 近几年来,农民群体文化消费结构、消费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文化部门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研究不够,供应的“文化大餐”仍是一成不变的“四菜一汤”(指吹拉弹唱和读报),群众参与率低。L市文体局局长冯雨说:“乡镇文化站长期以来工作由政府布置,活动由政府投资,人员工资由政府拨付,积极性和主动性差,文化活动根本不能满足农民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此外,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混乱,部分县市文化稽查大队不仅没有财政拨款,还要上交部分收入。为了创收,文化稽查大队对县城和各乡镇文化经营户只收费,不管理,致使网吧、电子游戏室违规经营无人过问。民族民间艺术开发与保护也基本停止,一些深受百姓喜爱的民间文艺难觅踪影。 而农民的生活仍然很单一,不少农民时常三五成群地邀约在一起搓麻将、“斗地主”,有点小病就去找“半仙”。 许多基层工作者认为,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套思路和办法抓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越抓越难;依靠国家办文化站这种传统体制办文化,越办越死。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农村文化缺乏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主体单一,没有引入竞争机制,与市场脱节,与农民的需求脱节。文化站即使修建得再富丽堂皇,与农民的文化需求还是缺少结合点,广大农民只好“敬而远之”。为此,应引入“订单购买”竞争机制,变人头经费为事业经费,变“养人”为“养事”和“养项目”,这样能大大提高政府有限资金的实际效益,让新文化主体适应市场需求,满足农民多层次文化需求。 “给定资料”中谈到,H省的农村文化站存在很多问题,假如你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请你拟定一份《H省农村文化站的改革工作意见书》呈给上级领导审阅。 要求: (1)内容全面,紧扣资料; (2)观点明确,简明扼要; (3)语言流畅,有可行性; (4)不考虑格式,不超过45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据统计,我国生产的消费品中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其中,家电、制鞋、棉纺、化纤、服装等产能占全球50%以上,轻工、纺织出口占全球30%以上。但毋庸讳言,我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品种结构、产品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与消费者的需求尚 有差距。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庞大中产阶层的出现,中国人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0年前,大家都图个廉价实用,只要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即可;但30年后的今天,“物不美价廉”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价格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人们更在乎的是产品的附加值:创意、技术含金量、人文关怀、参与感。 只可惜,中国的制造业结构不均衡,中高端制造业严重不足,大家口袋里有钱,却买不到中意的产品,由此中高端消费市场长期为欧美、日韩等国垄断。雪上加霜的是,随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它引以为傲的人力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本土回归”“重振制造业”的战略思路。竞争加剧、外需萎缩、内需不足、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生死挑战。 2016年5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认为,消费是最终需求。促进消费品工业升级,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关键作用,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要着力完善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消费者多样化需求,推动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一是完善市场准入,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及目录和不合理收费,严格安全、环保、能耗等条件,支持企业在创意设计、提高科技含量和性能等方面下大功夫,促进大众消费品创新和有效供给。二是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企业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命”,推动“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品制造”,赢得大市场。三是营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推进国内消费品与国际标准对标,引导企业加强从原料采购到生产销售的全流程质量管理,推行产品认证和第三方质量检验检测,严格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 推动中华老字号传承升级,支持企业培育新品牌。四是强化监管,全面推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建立企业黑名单、惩罚性巨额赔偿等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严打假冒伪劣,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以质量持续提升,不断增强大众对国产消费品的品质信任度和品牌认可度。 “给定资料”中提到:“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命’,推动‘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品制造’。”请你从对这句话引发的思考说开去,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 (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800—10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1: 在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2016年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从这两份重要文件的相关表述不难看出,未来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推进实施,将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起到总体优化和战略提升的作用,将有助于形成内外统筹、南北互动、东中西协调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云南、陕西、贵州等省调研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协调发展问题,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 家住福州的李晓婕,好友在赣州打工。过去坐火车得花十多个小时,非常辛苦。如今,随着赣瑞龙铁路的开通,赣州到福州时间缩短一半多,又快又便捷。这条铁路结束了赣南闽西革命老区无动车的历史,不仅方便沿线百姓出行,还催生出“动车+旅游”的红色旅游热,助力老区驶入发展“陕车道”。 如今,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发挥出“1+1>2”的功效,三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拓宽了经济发展新空间。 给定资料2: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博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然而,“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一句话概括“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一带一路”作为国家三大战略之一,近两年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格外关注。B大学L教授说,“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L表示,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建立“一带一路”智慧园区,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中国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资源,优化配置组合,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G智库学术委员Z认为,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 Z还说,2015年新疆亚欧博览会,他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他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 D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M教授说,“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古连通蒙古国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发展“一带一路”也会有不小的弊端。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内蒙古对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而是单向的输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M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他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给定资料3: 以张家口为背景地的农村电影《光棍儿》,导演是张家口出来的郝杰,这个原生态电影展示了当地农村的真实景况,能够吃上饭但娶不起媳妇,种西瓜卖不了太好的价钱,农业发展模式与文化生活相对落后、贫瘠。很难想象,此地离北京只有200公里。 在中国东部沿海,有两个市场内生的庞大城市群坐落于珠三角和长三角,但京津冀城市群一直停留在相对孤立的状态,在硕大无朋的北京之后是尴尬的直辖市天津,以及参差不齐的传统制造业城市与幅员辽阔的农村地区。经济学上的“虹吸效应”是指在区域经济的某一地区,由于特定的区位优势,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会将相邻地区的人才、投资和消费等吸引过去,造成被吸引地区经济发展的缓慢,同时加速吸引地区的经济发展。 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存在已久,且“虹吸效应”太强。北京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总部经济效应明显,到2013年年底,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企业的总部,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数量将近4000家,拥有资产近83万亿元,吸纳从业人员数量超过300万,总部经济效应的存在强化了北京的磁力作用,导致资源向核心区域聚集,对津特别是河北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北京如同巨大的吸管仍在鲸吞各类资源,这就导致人财物源源不断涌入北京。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缓慢,核心问题是行政壁垒的束缚,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生产要素长期集中,导致京津冀内部市场要素发育缓慢,行政体制僵化,长期以来政府的干预导致京津冀资源配置极不均衡,人才、资源、资金长期聚集在北京手中,而河北的产业还在依靠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扩张,资源浪费严重,环境牺牲较大。据统计,2014年河北省第二产业的比重达到了51.1%,工业大而不强的矛盾十分突出。 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极为突出,比如,在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的高考一本录取率是24.33%和24.52%.河北只有9.03%。再比如,医疗资源方面,河北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是河北的三级医院数比北京还少7家,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较少。据统计,北京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河北患者最多,占四分之一。此外,三地的社会保障标准也不一样,河北的保障水平要比北京和天津低不少。尤为突出的是,目前河北仍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39个,大部分属于革命老区,其中环首都贫困县9个。如果把这样的数据差异放到国际坐标系上考察,这种区域发展差距如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我国.面对一个地缘相接的区域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发展差距现实,实在不得不令人反思。 由于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过度聚集,北京、天津的大城市病日益凸显,人口增长较快,到2014年年底,北京的固定人口为2114.8万人,流动人口800万,人口密度达到1.6637万人/k㎡,远远超过了北京人口容量1800万人的红线,人口增长较快且无序导致了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治安形势严峻、房价过高、水资源和能源短缺、雾霾持续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化解人口过多带来的问题刻不容缓。 虹吸效应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河北省经济的健康发展,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为39991元,为北京的40%,天津的37%;2015年2月,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相对较差的十个城市中,河北占了六个,造成污染严重的最主要原因是河北省产业与能源结构的不合理,以2014年北京、河北的三次产业比重为例,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为0.7:21.4:77.9,河北省为11.7:51.1:37.2,北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而河北省的主导产业依然为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偏重,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钢铁、电力、医药化工、水泥、建材等行业依然是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这样的产业结构对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害。 为改变这一现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于2015年4月30日获批。按照现有规划,京津冀一体化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一部分非政治中心的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实际上,京津冀城市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北京辐射了整个北方经济区,北京是否市场化直接决定环渤海、东北、西北能否市场化。接通公共服务,使京津冀资源要素流转,形成市场化的城市群,成为中国的增长极,将是中国经济之幸。 给定资料4: 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形成了经济社会大系统。在中国众多区域发展规划中,长江经济带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一方面,长江流域近些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综合实力快速提升,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母亲河也不堪重负,疲态尽显,有些区域已经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一旦在中国举足轻重的长江流域出现不可逆转的生态问题,将酿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痛。 更严峻的一点在于,很多人对长江流域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多数人眼中,京津冀地区由于常年饱受雾霾困扰,生态保护迫在眉睫,而流动不息的长江似乎没那么糟。可事实上,近些年,长江生态系统警钟已不时敲响:长江水质不断恶化,沿线水污染事件多发,很多住在长江边的民众也面临吃水难题;白鳍豚、白鲟多年不见踪迹,长江江豚仅余千头,稀有物种生存境况纷纷告急……长江经济带发展全面推进之年,也迎来了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2016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重庆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呼之欲出之际,习近平此番讲话被认为是中央对长江经济带全域发展战略的重新谋划。 地处长江之“腰”的湖北,一直被看作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的重要区域,湖北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也一直备受关注。 重庆座谈会结束后的1月8日,时任省委书记李鸿忠即赶回湖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李鸿忠在常委会上提出,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按照“建设生态长江、涵养文化长江、繁荣经济长江”的思路,深入统筹谋划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三个长江”是中共湖北省委提出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说,湖北省委把“三个长江”中“建设生态长江”提到首位,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早在2014年湖北省“两会”时,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参加恩施、黄冈、咸宁、襄阳代表团审议时提出,全省经济工作要坚持“市场决定取舍、绿色决定生死、民生决定目的”,这一表述被概括为湖北发展的“三维纲要”。 一年之后,同样是湖北省“两会”,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将“三维纲要”提法顺序进行了调整,将“绿色决定生死”提到了首位。 “绿色超越市场置于首位,表明了湖北省关于绿色发展的思路调整。”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城市处处长陈宏斌说。 “武汉,每天不一样。”如今在武汉街头,随处可见这样一句宣传语。这不仅是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见证,更是湖北省对快速发展的兴奋与迫切。 “坚持生态优先,并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前提下,依托长江水道,统筹岸上水上,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湖北省发改委一位处级官员称。 事实上,发展不够是湖北最大的实际,对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湖北表现出更加迫切的心情。2015年6月,湖北省政府关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出台。其中在提出的诸多任务里,黄金水道开发利用和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支撑带方面“可做的文章最多”。 长江航务局规划处处长谈怀秋说,航运在当前五种主要运输方式中是最绿色环保的。国家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指导意见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出要建设立体交通走廊,“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对于湖北而言,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抓紧开展长江中游“645”深水航道整治工程,力争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并尽早开工建设。 实际上,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本来就是一种绿色开发。秦尊文认为,改善通行条件最终目的是提升水运能力,因此,湖北需要整合港口、航运企业资源,才能从长江黄金水道开发利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不搞大开发”也迫使湖北的产业转型升级“提速”,陈宏斌说,湖北省已出台《湖北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纲要》《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加快构建产业新体系。为此,由省财政出资400亿元,引导社会资本设立2000亿元左右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产业基金已挂牌,预计最终可撬动1万亿元左右的产业投资规模。”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东西部,沿江共有11个省市,加上历史上长江沿岸各地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东中西部的差异巨大。这注定各省在基础设施投入,沿江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消除污染,调整产业结构,聚集高端人才等方面,都面临着合作的难题。 陈宏斌说,为了突破区域协作发展的困局,2012年2月10日,湖北、江西和湖南三省共同签署了《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希望借此推动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中三角”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3月26日,国务院发函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中三角”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目前,以长沙、南昌、武汉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城市已在医疗、社保、教育、科技、水生态保护等方面有所探索,包括三地之间职工医保异地就医即时结算。结合三省优势和产业发展实际,建立招商信息共享合作机制,鼓励企业相互投资和错位互补发展等。 相对于共享,生态修复治理上的跨区域协作更加迫切。在秦尊文看来,目前,正在建设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都是在“共饮长江水”的维系之下。要维护长江的生态安全,三省应建立高效、统一、严格一致的生态文明体系,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建立上游和下游、农村和城市、生态受益区和生态保护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 给定资料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大势,以宏阔的全球视野和卓越的战略远见,相继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澎湃动能,同时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供了“中国机遇”和“中国方案”,提振了世界信心,彰显了大国担当。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体现着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把握事物,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容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 回顾历史,我们党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筹兼顾”“弹钢琴”的工作方法,到改革开放后陆续提出的“两手抓”战略方针,再到“处理好十二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重大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不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发展理念逐步升华,更昭示了唯物辩证法在解决我国发展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新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只有弥补短板和薄弱环节,才能从中拓宽发展空间、寻求发展后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说。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 根据“给定资料”,先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再简要说明理由。 要求:理解准确,观点明确,理由充分。不超过400字。 1、“一带一路”主体资源=企业+政府+(学者、专家、智库)+媒体。 2、F市S区位于某省南部,在历经工业高速发展后,开始面临土地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发展空间受限等难题,而区内的企业普遍发展态势良好,有产业布局与扩张的需求。Q市Y县级市地处某省中部,是重要道路通道和交通大动脉,区位优势明显,开发成本较低,可满足大工业建设用地需求;但发展瓶颈为资金相对欠缺、产业基础相对落后。二者可通过发展“飞地经济”实现资源互补。 3、为响应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号召,A、H、R、W等地相继提出一系列沿江开发战略,分别以各行政区划为范围,以实现本地最大利益为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这极大减轻了长江的生态压力。
[解析题]给定资料: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一大热词。报告中如是写道,“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说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制造。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是怎样的?”有着非常翔实的介绍。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好莱坞巨星娜塔莉·波特曼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她和丈夫去东京一家著名寿司店吃寿司,发现寿司好吃到让她这个素食主义者都欲罢不能,但发现店里只有6个座位。她一开始很好奇为什么不扩张,后来朋友向她解释: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他们认为,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不难提炼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它指的是一种精工制作的意识,对产品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精益求精。套用财经学者吴晓波的话来讲,工匠精神就是:做电饭煲的,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做吹风机的,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而工匠精神的反面,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当然,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工匠精神也不例外,只不过,相较于粗制滥造赚快钱,坚守工匠精神更苦更难、也是唯一正确的路。你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 工匠精神不单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理念,它也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方向。从低端制造的泥淖中走出,淘汰落后重复产能,加强技术创新,其最终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只是,转型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完成的。道理大家都懂,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付诸实践。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持有工匠精神之人。有人说,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是世界各国王富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为何今日的中国制造却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显然,工匠精神的有无,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你技术精湛、追求完美,每一件产品都耗费大量功夫打磨,可惜,你所在的企业、你的领导只用“合格与否”而不是“完美与否”来评判产品质量。因此,你的绩效是厂里最差的、你不被领导待见、你拿着最低的薪水,厂里的效益一差,你还可能第一个被下岗。此时,你还会恪守工匠精神吗? 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企业家,你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技术,要求员工每一件产品都要精益求精。可是,研发新技术要耗费大量资金,但你贷不到款;如果幸运一些,你研发的新技术成功了,新产品刚上架,市场上立即推出大量的仿冒产品;或者你的产品即便比其他同类品牌质量更好,但囿于中国制造业集体的低端形象,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再者,你一年下来辛苦奔波、费尽心力,但收益却还不如别人卖一套房子的收益更多……这时,你还能守住初心吗? 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其实,放大了看,工匠精神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一个国家工匠精神的匮乏背后,其实是工业文明的匮乏:品牌、百年老店、匠人、企业文化以及一整套相关的体制机制,乃至社会心理、共识和氛围。应该看到,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 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因此,培育“工匠精神”,我们需要“大国工匠”等榜样的激励,但更离不开政府的高效作为。 根据“给定资料”,给“工匠精神”下个定义。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1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创业在双创时代下是一个热门关键词,大家都在说,但是什么是创业?创业的初心是什么?有多少人真正懂创业?在这个创业潮里,一个人在创业,一群人也在创业;一万元能创业,一百万也能创业。若干年后,真正能存活下来的创业公司有多少? 有人把创业说得很伟大,很神圣,比如说要实现理想,实现自我价值。在潮汕人的字典里,创业就是开始做生意,从这个定义开始,什么是创业?小至街上的小摊档、小卖店、小餐厅是创业,大学生用一部电脑制作一个网页同样是创业,两三个同学一起弄一个APP放上苹果商店、安卓市场供用户下载也是创业;大至上百家连锁门店,上百人科技公司的新办企业也是创业。其实,创业的实际定义是:开始自雇,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事业,不管你是从家里开始,从校园里开始,从车库里开始,或者是以大街上开始,你就是走在创业路上,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因为只要你回头了,就代表你承认失败。传统意义的创业,从第一天开始,你就得想办法养活自己,养活员工,每天起来就得盘算费用、成本、销售、收入,就得知道客户在哪,怎么抓住他们,怎么开单,怎么让他们满意,经常回来光顾。现在的互联网创业,名词变了,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得想办法先写计划书,找天使投资人,产品上线后就得盘算用户数、活跃度、留存率、转化率、付费率、客单价、复购率等,当然手上有足够子弹的时候,什么费用、成本、收入可以先不管,如何烧得兴旺,烧得有声有色,市场份额第一就是最好… 这让人不禁要问,创业的初心是什么?创业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在中国,几乎所有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赚钱,这是一种本能,特别是草根创业者,赚钱改善生活,赚钱买车买房,娶个好老婆。腾讯的创办人马化腾也是潮汕人,当他谈到创业的动机时就说过,当年创业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买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按1999年深圳的房价20万左右就可买到。而当他到了快做不下去时。 可以500万卖掉公司的时候又改变主意了。所以,为了赚钱去创业没错,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哪怕还没赚到钱,你就会有更多的思考,因为创业已经是你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了。后来,当你创业成功了,赚到了很多钱,如果不懂得怎么去守住这些钱,守住辛苦打拼建立的江山,就会像那些跑路、失踪的老板们,空有几亿,甚至是十几亿的身家,最后落得倒闭收场,有些还得蒙上牢狱之灾,给自己,给亲朋好友,给合作伙伴,给员工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不创业。 创业的目的是多样的,根据创业的不同阶段进行检讨和修正,这样创业才能持续成功,立于不败之地。最近以来,有投资人提到许多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心态和状态都很好,但是手上有钱了人就开始变了,变得狂野,变得浮躁,变得听不进意见,盲目扩充队伍,增加营销费用,忽略了产品和商业模式必须循序渐进,同时公司的变现方式却不能提前实现,摊子铺大了,现金流失去预算了,临时要融资又跟不上,最后只好大幅裁员,节节败退,本来好好的企业一下变得一文不值。 某高校即将举办“××级毕业生创业动员大会”,假如你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该校邀请你参会演讲,请结合“给定资料”,写一篇讲话稿。 要求:内容具体,符合实际;对象明确,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有感染力。不超过5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现在,有一些人口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 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 3月13日,陆昊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给予了点赞。 “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音”。 其实,不少人都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王岐山2004年在任职北京市市长时,就曾经说过,“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 “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类似的话,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08年在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时也说过,“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人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总之,允许官员说错话,这是一种舆论进步。敢于承认错误的官员也不失为一名好官员。 “给定资料”提到:“‘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请根据“给定资料3”,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1: 2016年6月30日凌晨,S市一处民宅遭开发商雇人强拆,正在睡觉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被拖出暴打,致3人多处受伤。遭强拆的房主儿子白先生说:“嫂子当时只穿着内衣裤,侄子光着身子,嫂子央求想穿好衣服,但遭到拒绝。” 7月7日,C村村民发帖称,自家三层房屋于6月16日遭到强拆,60岁的母亲失踪,寻找20多天未果后,7日上午7点多,他们请来挖掘机,在废墟中找到了老人的遗体。 如今,强拆已是个被说烂了、公众也陷入审丑疲劳的话题,很多强拆事件“冒”出后,很多人已“累觉不‘谈”’;而媒体也在重复查证、追问、批判的路数中,强化着在某些强拆乱象上的言说无力感。 很多时候,比悲剧更让人悲痛的,就是“理都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全社会都知道那些不合法定程序的强拆违法,可违法强拆依旧在上演,很多人依旧愤怒或无语,而恶性强拆事件何时能绝迹,又是无解之问。 期望法规完善,摁下拆迁乱象的“一键清除”按钮,让其彻底消失,自然并不现实。但在法治语境下,在违法强拆发生后将其迅速导入法治化解决程序,对击穿底线的“非法治”行为保持零容忍底线,应是起码的法治践行动作。可在上述两起强拆事件中,恶劣的不只是强拆本身,更是有些底线也不见了。 60岁老人被埋废墟,无疑是对“强拆之恶”的泣血指控——将村民强行拖出屋外、将其房子夷为平地,以常见的黑恶底色为违法强拆之恶做了注解,而一条人命说没就没,则是强拆无人性的自我指证。在S市的这起强拆中,拆迁者对妇孺老人都能痛下毒手,就连女房主穿好衣服的诉求都吝于满足,这何止是对公民物权的铲除,更是对其尊严的“强拆”,而合法拆迁程序的全线失守,也与这种肆无忌惮形成了“逻辑闭环”。 每一起违法强拆,都是在给法治社会建设“挖坑”“埋雷”。上文提到的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强拆事件,看似只是个案,但在舆论对“带血”强拆极度敏感的当下,其负面影响必然溢出个案,公众难免会将其归并到拆迁乱象集束中被打包解读,拆迁者的肆无忌惮在舆论视野中也会跟法治气候扯上边。它对法治和权利的践踏,亦会成为法治在某些地方悬空的鉴证。 强拆者“挖坑”,据法调查、依法追责就是“填坑”。可这两起强拆事件中,有些不作为跟强拆遥相呼应:如事发地警方都不立案,哪怕强拆方已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案中还穿插着地方政府的身影……这更大地挫伤着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给定资料2: 2016年7月,记者来到位于H市Y县双桥镇鸟塘村的盛华花炮厂。厂房建在山坡上,周围没有民居。据了解,盛华花炮厂建于2009年,分别从鸟塘村、竹山村、王球村租地,租期为30年,合同显示至2039年到期。目前,该厂已经处于停业状态。 该厂法定代表人陈先生介绍,盛华花炮厂占地近500亩、投资3000余万元、拥有22条花炮生产线,手续齐全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在Y县46家花炮企业中,盛华花炮厂算是规模最大的。该厂地上建筑设施及器材的评估总值是1596.47万元。然而,若按政府给出的30%的赔偿标准,盛华花 炮厂只能拿到478.941万元的赔偿,而厂子还有贷款和借款共计上千万元的外债没有还完。 据悉,H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2014年10月21日印发了《H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淘汰关闭退出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用3年时间淘汰关闭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为完成这个目标,H市政府成立了工作小组,将办公室设在H市安监局,并由安监局负责。一年后,Y县委、县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全县花炮生产企业,在2016年7月底前全部退出。2015年12月,Y县46家花炮生产企业被全部关停。 2016年2月4日,被关停的花炮企业中,有39家联合委托涂四益律师,向省政府递交了行政复议,要求确定H市政府“一刀切”行为违法,并提出依法赔偿企业损失。2月15日,省政府法制办通知补正相关材料。经过材料补正.3月27日,省政府受理该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卫东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若是为转型关闭传统企业,应按照我国相关法律予以进行,“政府部门出台的通知、意见或政策,只是一种指导性意见。”关停企业要看该企业是否违法。 如果企业经营是合法的,政府要提前关停,则须给企业一个合法并合情合理的理由。“人家有安全生产许可证,且还在有效期内,你就去关停,那就是违法关停。”对于补偿或是赔偿问题,杨卫东认为应补偿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 给定资料3: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 行政执法的权威由其工作人员一贯的作风、业务能力等累积形成,从而使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对其产生信任。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用钓鱼手段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割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互信,会使社会上的弱者得不到同情和帮助。从钓鱼执法的方式来看,该种执法方式对行政违法嫌疑人采用诱惑性调查手段超过了被普遍认可的道德界限,是一种欺骗的执法行为,损害了政府诚实守信的形象,其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其所获得的收益。因为,连最讲究诚信的政府也采取欺诈的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公正的执法活动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侵害公民的权利,必定会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行政法合法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必须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行政机关可以采取钓鱼执法的规定,即该种执法方式是缺少法律依据的。换句话说,钓鱼执法是貌似执法行为,而实质上是无法律授权的行为。在刑事犯罪侦查中可以有限制地使用诱惑取证的方式,但在行政案件中,由于执法对象不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所以不能擅自把针对涉嫌危害社会犯罪分子的侦查手段用在对付群众的一般行政违法案件中,这也严重违背了行政法合理性原则的精神和内涵。钓鱼执法针对的是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主观性因素很难确定,被设计或诱惑的人员可能并没有违法的主观意识或者只有违法的倾向性,如果没有行政执法人员事先设计的圈套,行政相对人就不会或可能不会违反行政法律,而正是因为行政执法人员的诱惑才进行违法行为,行政相对人因此而受到处罚明显是有失公平、不合理的。 近几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确立了一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主要内容就是,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是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目的在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基本人权,不以牺牲案件的真实换取司法的正义。钓鱼执法立案、调查、处罚几乎是同时进行、一气呵成的,并往往是由同一批执法人员来实施,往往先有诱惑或陷阱,后才有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背了先有违法事实后有立案调查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6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而钓鱼执法是通过隐蔽手段突袭执法,违反了执法的公开、公正、透明原则,不仅侵害了公民的知情权,也有违行政执法的程序公正原则,不能反映被执法主体的真实意志和真实行为,从而导致行政处罚的非法和无效。 给定资料4: 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6月29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是一名孕妇,在受到派出所传唤近8个小时后流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民警在口头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在候问期间发生孕妇流产的损害后果。据此,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应当赔偿医疗费损失。 执法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秩序,是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除了公安,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同样存在执法不文明的现象。个别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导致整个执法群体不断受到质疑,遇到具体事件时甚至陷入“说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的“塔西佗陷阱”。 江苏省南京市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反映,现在公安机关对于文明执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从执法态度到执法程序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但之所以还会出现不文明执法行为,就是因为个别警务人员缺少“高压线意识”,在执法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正常方法解决困难,而是想尽快突破。尤其是遇到被管理人阻碍执法的时候,执法人员会在情急之下作出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执法行为,不仅导致正常的执法行为被质疑,而且执法正当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始终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法依规执法,对粗暴执法、暴力执法零容忍。” 为了解决城管行政执法随意性的问题,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推行了“标准化执法”,设置指挥、案审、执行、服务、队伍管理、效能监察等“六个中心”,确保执法在法治化轨道高效运行,同时将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执行权相分离,还为72种常见的违法行为“量身定制”了一套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城管的标准化执法换来了百姓的理解,赢得了群众的称赞。一位水果店老板说:“该咋办就咋办,城管要处罚我,就必须拿出证据,让我心服口服。”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表示:“城管要重拾百姓信任,关键就在于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 201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对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进行视、音频记录,且至少保存6个月,如果记录被作为行政、刑事案件证据使用,或者当事人有阻碍执法、妨害公务行为的,应当永久保存。《规定》一出,社会反响强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表示,执法全过程记录有利于防止警察权力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同样也是对警察的保护,“只有包括警察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对执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识,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麦克风的时代,执法活动时刻处于公众视野内,接受着“放大镜”的审视,这对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事实之中有着难解的缘由。如果单纯从法律技术角度处理,有时候不仅难以有效解决,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教育引导执法人员增强依法履职、尊重人权的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尤为重要。执法人员既要熟练掌握法律法规,又要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既要严格遵守法律,又要善于运用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如此才能实现案结事了,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5.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深圳交出的成绩单颇为“惊艳”。2015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公布了《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深圳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法治政府评估中名列第一。深圳法治实践成为全国法治城市的典范。 近年来,深圳明确提出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战略,并部署“三个阶段、23项专项行动”,以分阶段、抓项目的方式,推动深圳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深圳市委出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重点工作方案》和六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深圳实际对中央提出的法治建设要求加以明确、落实和执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 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是核心要素。回顾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发展历程,力度之大不啻为一场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深圳在全国最早建立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目前指标体系涵盖10个大项、46个子项、212个细项。为强化考评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市政府还将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分值由2014年的8分,提高到2015年的区政府和市政府A类部门9分、市政府B类部门10分。 给定资料5: “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2015年年底,深圳已向社会公布34个市级机构的全部权责清单。早在2014年9月1日,深圳就率先在全国发布了《深圳市商事主体行政审批权责清单》及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办法。该权责清单为全国首创,囊括了所有与商事主体行政审批的相关事项,涉及25个行政审批部门共129项审批事项。权责清单明确界定各审批监管部门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令各部门和机构做到不越权、不缺位。 法如空气,须臾不可离开。建设一流法治社会,并不仅仅是庙堂之论,而是与每个市民休戚相关。法治生态就在平凡生活里,就在老百姓身边。“立案登记制”,这个看似很抽象的词,却给老百姓打官司带来巨变。2015年2月2日,深圳新成立的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率先试行立案登记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前海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工作细则》。2015年5月1日,全市两级法院和全国同步正式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法院打开立案大门,赢得的是群众的热切回应。截至12月31日,全市登记立案9万余件,当场登记立案率97%,有力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法治的力量有多强?深圳每天都在制造着一个个人们感受法治力量的新鲜样本。一个法规,足以改变市民的命运。2015年,深圳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落地实施,深圳所有社会医疗保险参保人不分户籍、不分年龄,都可自愿参保,增进了1200万参保人的切身福祉。同时,深圳率先为全民阅读立法、为居住证立法、为人才工作立法,“民生导向”彰显着法治进步,让冰冷的法律散发着法治的温度。 法治,是推动深圳前行的力量,常常还体现细微之处。深圳率先在全国上线“法治地图”,市民可以通过“法治地图”查询全市在册的601家律师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公证机构,1060个社区法律顾问点等基本信息,在线享受“一站式”法律服务。2015年年底,宝安区推出全国首家“24小时自助法院”,立案申请查询就像在自动取款机取钱一样方便。在深圳,“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助力基层法治建设,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法律管家。 法治的效力,源于至高无上的权威;法律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的实施。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深圳市环保部门对1055宗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移送行政拘留案件13宗,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49宗,居全省之首;2015年10月12日,深圳在全国首创的“拉链式”交替通行细则正式出炉,目前已实施路口车辆交替通行率由发布前的35%提高至93%,交替通行既能提高通行效率、规范车辆合流时的行车秩序,又能培养文明有序;查处违法建筑是基层执法部门普遍遇到的大难题,罗湖区规划土地监察局对经多次催促仍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违法当事人,将其基本信息及违法信息提供给征信机构录入信用系统,该举措在全市各行政执法部门中尚属首次。 给定资料6: 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指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俗称“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几年后,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门的首长或不愿、不敢出庭应诉,或出庭应诉却不“应声”,一言不发,形同虚设,或指派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到庭应付一下了事。 时下行政部门延聘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比行政首长厉害,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就显得极为重要。 与民事诉讼一样,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众轻视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堪为民意、民声的极致,政府强化行政应诉,是一种对民意、民声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则由法院来定夺裁决。 人们常说:政府权力是“国之公器”。这是因为它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护卫着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乱作为、不作为而使得公民权益受到损夺,政府自己说了不算,得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得出结论。行政诉讼常态化,可令政府决策、办事都以法律为圭臬,设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将指日可待。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民众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自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监督,诸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民间监督等,“民告官”是最为有效、最为坚挺的民间监督,因为从应然角度而言,它无疑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以法律为强大后盾。 参考“给定资料”,围绕“法治政府”,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立意准确,思路清晰; (2)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3)请勿规模摘录“给定资料”内容; (4)总字数1000—12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2015年起,随着L市“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南川区借助这股东风,以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了路子”。前段时间,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笋竹合作社,采取“大户+农户”的方式,“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并与南川某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鲜笋收购协议,让荒废的刺黑竹有了“用武之地”。 和楼岭一样,不少村之所以没能脱贫都是产业散乱造成的,农户单打独斗早就不符合现在发展的需求。因此,南川区探索建立各类生产合作社,批量生产,订单销售,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以合作经营主导“共富农业”。实践中,他们发现一个合作社还不够大,于是多个合作社又开始“合作”起来,组建了金佛山茶业集团、粮油集团,成立优质粮油、蔬菜、畜禽、笋竹、中药材、茶叶、花卉苗木、休闲农业8个区级产业协会,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发展。 “老板,要5桶菜油。”“老板,再下单5斤老盐菜.还是以前那个地址。”2016年7月11日,在南川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平台上,订单客服通知显示不断闪烁,仅当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元以上。 南川区还联合多部门跟踪服务、多方“护航”,形成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联动机制,使农户可以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易,砍掉中间环节,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增强农户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互联网+”不仅为猕獬桃、老盐菜等系列农产品的营销和农超对接搭起“鹊桥”.更是计农村电商槽根干乡土,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壮大,产业有了规模。可是光有产品还不够,好产品卖不出也是白搭。过去农业产业种、加、销等环节衔接不紧密,产业链不完整,好产品没有好价钱。十年前,南川区农业处在产业链和价格链的最低端,习惯就农业抓农业,这一年来,通过大力延伸农业产业链,该区形成了“一产接二连三”的互动型、融合型发展模式,走上一条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的转型路。此外,南川区持续推动农旅融合,坚持“一三互动,农旅融合”,加快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突出“十二金钗”大观园建设,着力打造L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第一品牌。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我们不仅需要商标品牌,更需要在全市甚至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南川农业名牌。”南川区农委主任T说,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南川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的,通过培育南川农产品品牌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南川由政府牵头,已开始重点打造“金佛山”“大观生态园”两个名牌。 南川区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确定了发展优质粮油、商品蔬菜、畜禽三个优势产业和笋竹、中药材、茶叶、烤烟、休闲农业五个特色产业的“三优五特”发展思路。“这‘三优五特’都是建立在南川特色农业资源和气候条件基础上的。”南川区委常委、副区长P说,选准适宜产业,突出重点,南川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踏上了快车道。 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谈谈L市南川区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都做了哪些努力。 要求:简明扼要,表述准确。不超过2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2016年6月13日举行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的入口,一辆蓝色海豚般仿生设计的纯电动汽车吸引了众多目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电动”)第一款正向研发的纯电动物流车——海豚8849。 “我们和菜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久的将来,加入菜鸟联盟的物流快递企业,将开始逐步采用时空电动及合作伙伴提供的纯电动物流车进行配送业务。”时空电动方面表示,为了能够应对大批量、多批次、高频度的城市物流需求,这款车也在更大的仓储空间和超长续航里程方面下了功夫。在物流生态圈中引入新能源车无疑是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杭州买一个绍兴生产的商品,两地物理距离大约60公里,在碳排放的三个组成中,物流占碳排放的大头,“每升汽油产生2.26克碳排放,运输过程中往返就会产生约21.7千克碳排放,数字可能说起来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大的规模,2015年‘双11’有6.8亿个包裹,最终产生的碳排放就几千吨,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时空电动方面表示,目前国内的物流快递行业正处于集中化、规范化发展的进程当中,物流快递企业如此大批量地采用运营成本完爆燃油车的纯电动物流车,不但可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更可实现推动清洁能源应用、践行环保理念的社会价值。 “绿色环保化是未来物流产业的趋势之一。”在此次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菜鸟网络董事长张勇再次提到绿色物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6年4月在公开演讲中曾透露,“阿里正在制定‘绿色物流’标准”。 据菜鸟网络当时透露,将在上海先行试用可重复使用的安全塑料材质的环保箱,会逐步替代快递纸箱。 13日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没有公开关于环保快递箱的具体试用情况,但对绿色物流作出更大范畴的布局:牵头发起绿色联盟,与25家主要物流企业合作,推动物流业向低排放、无污染、可循环发展,“到2020年,争取达成行业总体碳排放减少362万吨,承诺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替换为100%可降解绿色包材”。 “我们物流的发展一定会全方位走向绿色环保。我作为一个阿里天猫超市的用户,一直在问我们的团队:我买了东西收到一个包裹,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纸板箱,东西拿到之后,我把箱子扔了可惜,可箱子堆在家里,很快就堆不下了,怎么办?”张勇对于快递包装现存问题感同身受。 在此次峰会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对快递引发的污染情况表示担忧。从事塑料包装研发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彤曼说,我国快递包裹量从2012年的92亿件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206亿件,2020年预计达到500亿件,“快递包含大量的包装物,主要有纸箱,纸箱里面的缓冲袋、气泡袋,以及外包装的塑料薄膜,这些包装投递到消费者手中时成为废弃物,500亿件的快递大约包含200亿只塑料袋以及70亿只气泡袋,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 “绿色物流是阿里巴巴非常希望做的一个事,也是我们菜鸟平台非常希望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成本。”菜鸟网络CEO童文红表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需要8分钱,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成本是它的4~5倍,“谁为这些环保材料买单?这是核心问题。前两年,各大公司都想做绿色环保材料,但都因成本原因做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买单。菜鸟作为一个物流平台,义不容辞要牵头组织做这个事。” 童文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支持一部分,菜鸟平台负责一部分,并呼吁消费者共同参与,“当你们买东西时,如果告诉你这个包裹绿色可降解,你愿不愿意加5毛钱,至少我是愿意的,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愿意的”。 对于“5年内将一半快递包装替换为环保材料”的目标,童文红认为已经“很不得了了”,“5年后可能每天有上亿个包裹,这个计划仅靠菜鸟一家是不够的,需要物流企业一起合作”。 给定资料5: 大量的包装在用完之后,都去了哪里?“都扔垃圾箱了,留这么多快递盒子有嘛用”?市民官小姐直来直去,“太占地方,家里没地方放,1公斤废旧纸箱也卖不了几毛钱”。很多市民将使用后的快递包装一扔了之。 某环境资源专家告诉记者,快递包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首要一点就是要在源头上减量化,但是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体系,这些包装最终去处大多是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或焚烧。 “你愿意使用旧的包装箱邮寄商品吗?”在采访中,记者就废旧包装的二次利用问题采访部分市民,大部分市民表示支持,在确保邮寄物品安全的前提下,不反对快递包装的二次使用;也有一些市民担心信息泄露的危险,如果快速公司能够对外包装买家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做好信息保护,二次使用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市民声明,对于食品、生鲜类商品不希望使用旧的包装箱来邮寄。 相对于市民总体积极的态度,一些快递企业考虑的问题则更加实际。某快递公司加盟点负责人对记者说,从节约能源角度来说,快递包装的回收利用是好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一公斤废旧纸箱不值什么钱,我们收上来也不会节省多少包装成本,反而会耗费大量人力成本”。 现在一个快递员把东西送到客户手里,验货、签字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回收快递包装,还要等客户把纸箱拆开,耽误时间、影响效率,况且总部对回收这块没有激励机制,快递员的积极性不高。 大渡口区某清洁服务公司人士表示,快递垃圾在日常垃圾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是纸盒、塑料袋和泡沫,就体积而言,基本可以占到垃圾总量的1/3。以大渡口某中高端小区的生活垃圾为例,仅纸盒垃圾,平均一天可以收到50多斤。 那么这些扔掉的包装是什么样的数量级呢?从国家邮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我国快递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06.7亿件,稳居世界第一;2016年1-7月,我国快递企业又累计完成157.5亿件的业务量,同比增速55.9%。 快递行业人士估计,按照每件快递需要0.2公斤左右的包装材料来估算,2015年全年新增的快递包装垃圾重达400多万吨。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磊介绍,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这些包装大多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给城市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此外,我国包装物的总体回收率不到20%。在一些发达国家,纸板类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45%左右,塑料类包装物回收率则在25%左右。 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5”,假定你是某市政府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拟定一份以“绿色物流”为主题的倡议书。 要求:内容具体,条理清晰;切合主题,不考虑格式要求。不超过45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2016年8月22日至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青海调研考察时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习近平说,“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青海生态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就在这个评价里。 看看地图就明白了。中国最大的盐湖在青海.长江、黄河、澜沧江3条大河也都发源于青海。这里既是生态资源的宝库,又是生态安全的屏障。 从自身说,青海的生态保护是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大局说,青海的生态保护,尤其是对三江源“中华水塔”的保护又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大事。如果三江源这个“水塔”的“储水”“配水”能力退化,或者不能确保流出“一江清水”,下游生态就会加剧恶化。 生态保护是全国一盘棋。习近平要求青海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不仅要让青海的生态资源永续造福人民,更要为下游的生态建设提供保障。习近平常讲,生态环境保护“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就是这个意思。 考察期间,习近平对青海生态保护定目标、下任务,要求青海“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强调要坚持保护优先,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使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主体功能得到全面加强。要统筹推进生态工程、节能减排、环境整治、美丽城乡建设……。 习近平对生态保护一直非常重视。历次国内调研和历年全国两会,生态保护问题都是他关注的重点。而且,一定会抓落实、抓反馈。 2016年全国两会,习近平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财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求青海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这次青海考察,就是来看落实,并进一步提出要求。 同样是在全国两会,习近平叮嘱黑龙江代表团要保护好湿地,同时,他重点询问了大小兴安岭停伐转型情况。 两个月后,习近平便来到黑龙江调研。专机从北京直飞“祖国林都”伊春,主要就是考察林区转型。 登上黑瞎子岛,习近平又实地察看保护与开放开发总体规划,要求保护生态,留一张“白纸”。 一手抓落实,另一手就是定红线。习近平历次重要讲话,对于生态保护问题,都讲得很重,并反复告诫。 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严肃强调,“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列入后全党全国就要一体遵行,绝不能逾越”。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对“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等现象提出批评.强调对搞“假生态”、不计成本追求任期内视觉效果变化的地方干部提出警诫。习近平重视生态保护,既是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又是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紧迫任务出发的。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因此习近平才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的问题,往上追都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同时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 习近平反复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摆在压倒性位置上,实际上就是用绿色发展的理念培育新结构、形成新格局.推动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在习近平对东北全面振兴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部署中,就明显带有这方面的布局。这次青海考察,习近平关注柴达木盆地发展循环经济和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关注光伏产业链发展,同样具有战略布局的信号意义。 “给定资料”中提到“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因此习近平才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解析题]材料1: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赴宁夏考察团的成员之一,作家F来到了宁夏。在雄浑的贺兰山前,一幅幅原始古朴的岩画激荡着他的情绪。F看完贺兰山岩画,内心颇有感触,他特意为此题字:“岁月失语,惟石能言。”逝去的无形无迹的光阴正镌刻在一幅幅粗朴的岩画中,F说:“原古先民以默默地文化符号表现出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情感,对观者内心形成强烈的冲击。” 贺兰县的皮影戏也令他感慨。他认为,贺兰皮影戏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古迹”要素保持得非常好,表演皮影的民间艺人张进绪有优秀的秉赋,声情并茂,其家族式的传承则保证了皮影戏架构完整。道具乐器等“老家快”也仍保存着,很难得,政府应把贺兰县的皮影戏当宝贝保护。 材料2: 当国人开始普遍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介和保护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去粗取精、批判继承的问题,其间或许昭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性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异性。 世界各地的文化遗产正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人类是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历史文化遗产保留着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记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要把握现在,走向未来,必须先理解过去。文化遗产为人类连接过去和现在建设了桥梁。也为从今天走向明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F认为,文化遗产更需要“申遗”之后的保护,同时不应该只是政府保护或专家保护,因为文化是属于全民的,只有全民行动才能保护好,全民保护是个关键。 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实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论证充分,结构严谨,语言流畅; (2)总字数800-10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没想到这么难,只能等明年了。”2015年4月24日,家住M市的石勇带着3岁的儿子石爽.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公立幼儿园报名。没想到,23日晚上在此等候的家长已在排长队了。早晨7点,报名开始,不到一个小时,120个学位一抢而空。 据岷东新区统筹局统计,区内共有9所幼儿园,总学位数940个,但是全区3至6岁适龄儿童超过1400人,学位缺口达32.8%。M市新区在未来10年将要建成为现代化城市聚居区,人口将从目前的5万人增长到25万人,“缺口会快速扩大。对于拆迁安置户来说,新区建设,最缺的就是教育资源。” 岷东新区的9所幼儿园中,只有两所公立幼儿园,每生年收费1600元:其余7所均为私立幼儿园,每生年收费2800元到3600元不等,收费较公立幼儿园贵得多。“公立幼儿园收费便宜、教育质量相对有保障,很多家长都是没办法才选择送孩子到私立幼儿园。”石勇表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如何缓解“入园难”“人园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被摆上桌面。 2015年5月10日,恒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的手握在一起,这意味着M市正式成为S省首批通过PPP模式建设幼儿园试点区之一。 长久以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大多应用在污水处理、交通等公共领域,而像学前教育这样的半公共领域则较为鲜见。不久前,S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印发文件,支持社会资本建设公益性幼儿园,全省20个试点逐步展开。 恒博投建的幼儿园,投资1580万元,建筑面积5600多平方米,学位360个。根据合同规定,政府按新增学位每个5000元的标准,对试点项目给予一次性建设资金补助,恒博可获180万元。合同规定,对社会投资方为项目建设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政府按6%的年贴息率和18个月以内的期限并依实际贷款平均余额计算,给予一次性贴息,单个幼儿园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50万元。据此计算,恒博可获50万元贴息。 幼儿园正式营运满一年后,政府根据实际入园情况,按入园人数每人每月50元、空置学位每个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营运补贴。如果按照全部招满计算,恒博每年可获21.6万元。在项目持续正常营运的情况下,可连续获补助20年。“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初期投入,风险也就相应降低了。” 李某表示,即便幼儿园初期未招满,也可以借助这些补贴,维持运营。“合同规定,幼儿园建成后,必须每年接收岷东新区拆迁安置户子女就学,并且按每生每年1600元的公立幼儿园价格收取。”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表示,项目双方约定有多少收多少的原则,保障该园公益性的最大化。 经李某测算,以低价接收拆迁安置户子女人园,再加上政府补贴,将可以维持8%左右的利润。“考虑到教育产业风险较小,盈利期长,这一利润率可以接受。”李某表示。“社会资本要追求利润,如果没有清晰的盈利预期.PPP模式就成了政府一厢情愿的买卖。”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表示,但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PPP项目都具有公益性,不能单纯成为企业追逐利润的平台。双方在合同设计时,就要坚持盈利但不暴利的原则,兼顾企业的盈利和项目的公益性。 “PPP模式可以实现财政‘小投入’撬动民间‘大资本’的效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完全用财政资金建设幼儿园,财政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建设速度较慢。如果该幼儿园全部由财政资金投入,可以测算,初期建设投入1500万元;后期运营成本,包括教职工36人(按师生比1:10计算)的工资180万元,每年水电杂费等50万元。按每生每年1600元计算,收入57万元左右。成本减去收入,每年财政净投入170万元。以20年为期,一个幼儿园从投建到运营,共需投入4900万元。 但按照PPP模式,初期180万元一次性补贴,加上50万元贴息,再加上20年内每年21.6万元运营补贴,投建一个幼儿园共需662万元。财政投入662万元就达到了4900万元的效果,撬动比达到1:7.4。 “我们打算继续用这种方式建幼儿园,合作7所可能只花建1所的钱。”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介绍。 2015年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开展的20个PPP模式建幼儿园项目,已在3月底下达省级财政补助资金3038.5万元,同时据其估算,共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超2.2亿元。按试点方案规定,项目将于2016年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新增公益性幼儿学位7000余个。 假如你是S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受兄弟省份的邀请做你省PPP模式建设幼儿园的经验介绍,请你结合“给定资料”,起草一份经验介绍提纲。 要求:观点明确,表述清楚,不要求格式。不超过35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2016年6月30日凌晨,S市一处民宅遭开发商雇人强拆,正在睡觉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被拖出暴打,致3人多处受伤。遭强拆的房主儿子白先生说:“嫂子当时只穿着内衣裤,侄子光着身子,嫂子央求想穿好衣服,但遭到拒绝。” 7月7日,C村村民发帖称,自家三层房屋于6月16日遭到强拆,60岁的母亲失踪,寻找20多天未果后,7日上午7点多,他们请来挖掘机,在废墟中找到了老人的遗体。 如今,强拆已是个被说烂了、公众也陷入审丑疲劳的话题,很多强拆事件“冒”出后,很多人已“累觉不‘谈”’;而媒体也在重复查证、追问、批判的路数中,强化着在某些强拆乱象上的言说无力感。 很多时候,比悲剧更让人悲痛的,就是“理都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全社会都知道那些不合法定程序的强拆违法,可违法强拆依旧在上演,很多人依旧愤怒或无语,而恶性强拆事件何时能绝迹,又是无解之问。 期望法规完善,摁下拆迁乱象的“一键清除”按钮,让其彻底消失,自然并不现实。但在法治语境下,在违法强拆发生后将其迅速导入法治化解决程序,对击穿底线的“非法治”行为保持零容忍底线,应是起码的法治践行动作。可在上述两起强拆事件中,恶劣的不只是强拆本身,更是有些底线也不见了。 60岁老人被埋废墟,无疑是对“强拆之恶”的泣血指控——将村民强行拖出屋外、将其房子夷为平地,以常见的黑恶底色为违法强拆之恶做了注解,而一条人命说没就没,则是强拆无人性的自我指证。在S市的这起强拆中,拆迁者对妇孺老人都能痛下毒手,就连女房主穿好衣服的诉求都吝于满足,这何止是对公民物权的铲除,更是对其尊严的“强拆”,而合法拆迁程序的全线失守,也与这种肆无忌惮形成了“逻辑闭环”。 每一起违法强拆,都是在给法治社会建设“挖坑”“埋雷”。上文提到的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强拆事件,看似只是个案,但在舆论对“带血”强拆极度敏感的当下,其负面影响必然溢出个案,公众难免会将其归并到拆迁乱象集束中被打包解读,拆迁者的肆无忌惮在舆论视野中也会跟法治气候扯上边。它对法治和权利的践踏,亦会成为法治在某些地方悬空的鉴证。 强拆者“挖坑”,据法调查、依法追责就是“填坑”。可这两起强拆事件中,有些不作为跟强拆遥相呼应:如事发地警方都不立案,哪怕强拆方已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等;案中还穿插着地方政府的身影……这更大地挫伤着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给定资料”提到“理都懂,然而并没有什么用”,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理解准确,内容全面。不超过2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搁浅10年之久的怒江水电项目,终于获得转正机会。2016年3月能源局起草的《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显示,怒江水电再次入围重点 水电发展之列。始于2000年的怒江水电规划.2003年曾因中央高层批文而搁浅。 2003年,发改委通过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同意怒江中下游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两库十三级”的开发方案,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1029.6亿千瓦,比三峡的装机容量多300万千瓦。 然而,怒江水电的开发,引发了巨大争议。反对者坚称,目前我国只有怒江和雅鲁藏布江还保持着原始生态,不宜开发。支持者称,怒江发展水电,有助优化我国电力的供应结构。据悉,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怒江水电规划报告的批示是“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此后怒江水电规划被搁置长达10年之久。转机出现在2012年。《国家能源局关于澜沧江等流域水电开发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新能[2012]257号)显示,华电怒江公司全面负责怒江中下游河段(云南境内)梯级电站开发。这似乎表明,争论10年的怒江水电开发,从争议层面进入实操阶段。 随后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将怒江列入2020年重点建设的水电基地之一,而《水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均将怒江流域内的马吉、亚碧罗、六库、赛格等项目列为重点开工项目。 而决定这一政策变化的主因在于各参与者间的博弈,包括发改委、云南地方政府及华电集团,也包括环保部、媒体、环保人士等。 “给定资料”中怒江是保持生态还是进行水电开发引起了多方争议,请以“开发与保护”为主题,联系社会实际,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 (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1000—12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有人感慨,“二孩”政策或让上学难这一“老大难”问题面临“雪上加霜”的境况,优质教育资源在未来或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以公立教育为主、民办教育为辅”的供给情况真的能够满足普通民众对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海涛回答了这个问题:“公共财政投入教育的力度虽然不会减少,但公办教育发展的财力需求刚性很强,不少地方教育经费依旧短缺,需社会力量大显身手。”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部分教育法律修正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政策要求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被进一步打通。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明确的政策方向,教育法修正草案通过在即,促进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存在,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我早晨6点起床,9点挂上号,11点看上医生,下午5点做完检查,然后医生下班了,这一天就这么白忙活了。”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老百姓一旦生病了,要获得相对“靠谱”的治疗,大部分还是得乖乖到公立医疗机构排队、取号、等到“天荒地老”。的确,医院产业“国退民进”的破茧成蝶已经在路上,但医疗资源不均衡、群众就医难等老大难问题仍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资源和医疗资源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供给侧改革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鼓励之前,民间资本实际上早已挤进国内医疗行业攻城略地。在政策相对宽松的行业上游,各种资本已经在医药研发、生产、批发、配送、零售连锁和医院分销服务等方面完成了布局。在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的情形下,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小病痛小需求可以就近前往小型诊所就医,大病痛大需求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进入民营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看病难”的困局有望能迎刃而解。 用“有人撑死有人饿哭”来描述现在的楼市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定居在上海的律师大刘正为买不到一套合适的四居室而犯愁时,远在鄂尔多斯的售楼员小尹却在苦苦寻觅手上几套大三居的买家。2015年以来,中国楼市上演冰火两重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逐月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却陷入库存高企的泥潭,业界普遍认为楼市“供需错配”现象相当明显。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及化解房地产库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消除“供需错位”之痛和有效去库存的一剂“良方”。在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可适当提升土地的供应量和供应节奏,在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升级上主动求变,从而刺激更多的改善性需求进入市场。而对于库存去化周期较长的部分三四线城市,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开出的一剂对症良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未来将从改革释放的红利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老百姓将得到哪些实惠。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200字。
[解析题]给定资料: 2016年6月16日-17日,山东省品牌建设大会的品牌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参会企业代表和17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围绕《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踊跃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我认为在省政府的《意见》中,关于‘优化品牌建设’的部分,应该加上‘创造良好环境’。”一位地级市副市长提出自己的意见。 “建议优化品牌建设氛围,在全社会形成重视品牌建设和保护的氛围。”潍坊市委常委、副市长孙起生建议,省里是否可以考虑打造扶持品牌建设的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国际法、国外法律惯例、文化传统等方面的法律、信息等各种服务,帮助规避在并购、打造国际品牌中的风险。 对于企业来说,培育和建设品牌在成长期尤为艰难,良好的环境很关键。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董事长赵迎光提出,政府是否可以考虑设立一个品牌引导基金。他说,传统品牌一般是从地方竞争做起,但互联网品牌不同,成长初期对政策和资金支持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没有基础资金的支持,很难成长,打造品牌的过程也格外艰难。 时任山东省副省长夏耕说,品牌建设环境的优化非常重要,比如要打击假冒伪劣。品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涉及政府、企业、协会各方面,要整合力量资源,强化政策保障,优化品牌环境。威海市副市长徐连新建议,要加大对商标权、专利权的保护力度,推进品牌建设。 有的企业打造商标、申请专利花费成本极大,但是侵权严重,维权成本很高,不利于品牌建设。济南人非常熟悉的本地老品牌“康巴丝”钟表就曾深受商标侵权之害。由于没有商标所有权.90年代出现了两个生产“康巴丝”产品的企业,一些外省的小作坊、小工厂甚至是个体户也加入进来,市场上一度充斥着形形色色所谓的“康巴丝”产品,使济南“康巴丝”钟表的声誉受损。2000年8月28日,济南钟表厂花了90万元,才买回“康巴丝”商标。 对此,夏耕认为,要高度重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建立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信用标准。鼓励企业建立知识产权海外维权联盟,帮助企业获得及时、便利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公正公平处理知识产权案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企业敢于投入、舍得投入、放心投入,不断提升品牌无形资产价值。 “山东文化底蕴深厚,建议加上‘注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培育品牌’的内容。”时任济宁市副市长张继民说。他以儒家文化和孔子学院举例说,“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文化核心对于品牌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对于山东打造国际知名品牌也有帮助。 对于企业来说,海外商标纠纷是非常头疼的事情。迪尚集团总经理张诗哲在座谈中说,他十分关注《意见》关于建立海外商标纠纷预警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内容。对于企业来讲,虽然有一些第三方保险机构,但受额度等限制,在出现商标纠纷问题时,这些保险可能还不足以为企业提供支撑。他呼吁政府多采取一些措施,在建设第三方保险平台方面加大力度。 夏耕指出,品牌的核心竞争优势最终要靠国际品牌说话,不能满足于本地品牌自我欣赏。要提升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打造自主品牌。他以数据说,全省5189家加工贸易企业,贴牌、代工出口占比高达83.7%,委托设计和自主品牌出口占16.3%。很多企业加工制造能够达到国际市场标准,但由于投资大、周期长,对打造自主品牌望而却步。 请根据“给定资料”的内容,将与会人员关于品牌建设的有关见解,汇总整理成一份简报。 要求: (1)内容全面,紧扣材料; (2)观点明确,简明扼要; (3)语言流畅,条理清晰; (4)不考虑格式要求,不超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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